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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企业税负下降企业总税负更能直观地反映企业负担大小，然而对企业税负的口径业内也是不一致，目前比较常见的是用企业纳税费与企业利润或销售收入对比。吕冰洋认为分母采用企业利润或者销售收入均不合适。他表示，企业利润随着经济形势而变化，即使利润是负的，企业不交企业所得税但会交增值税，如果分母是利润，算出来的企业总税负会是负的，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经济理论，并且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很多税对应的税基不是利润，所以分母是利润不合适，会高估企业总税负。

“违约债券处置效率偏低，处置效果有待提高。”邹澜表示，目前债券违约处置的周期较长，一些债券在违约后历经数年始终无法完成处置。处置效率不高反过来挫伤了投资人的积极性，加大了一级市场发行困难，加大了投资人对中低资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债券的规避情绪，引发连锁反应。

我们也不能把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一些指标随经济转型而呈现出来的规律性变化，都归结到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效应上。例如，简单把M2和社会融资增量增速放缓都归结到所谓金融市场去杠杆的结果上，似乎只要金融杠杆率降下来，这些指标增长率还会上去。我国债务性融资过去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以及能源资源采掘加工等硬件设施投资领域。原因是这些领域都可以用不动产进行抵押获得融资，抵押信贷和抵押类债券是我国债务性融资的主要形式。社会高负债也主要是这些领域高债务，只不过基础设施高负债以地方政府债务形式体现，房地产高负债以房地产企业和部分居民家庭高负债形式体现，能源资源和重化工业高负债以央企负债形式体现。现在，既然这些领域投资增长都慢下来了，社会对长期性债务资金需求自然就慢下来，社会融资余额增长速度也必然慢下来。既希望社会总债务能稳中有降，又不希望社会融资增速下降，这是极其矛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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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出资人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向所出资金融机构委派股东代表，提名董事、监事，参加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应当及时向出资人机构报告履职情况。出资人机构应当加强对董事、监事履职的技术支持以及监督评价，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

责任编辑：王帅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9日在“香港经济峰会2020”发表开幕演讲时指出，当前外围环境不明朗，以及本地社会事件持续，为香港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严峻挑战，但是香港的防御工作有效，金融体系稳健，市场运作保持正常。有没有大量资金流出香港？